中国如何实现“大国大外交”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专家文章认为，中国如果要实现“大外交”，必须具备一些内部条件。文章内容如下：

　　当地时间9月2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并发表讲话。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摄

    【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26日文章】题：中国实现“大国大外交”几个条件（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当出现的“大外交”格局并没有出现，外交各个方面都在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人们常说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如果要实现“大外交”，就必须具备一些内部条件。内部条件包括方方面面，但就中国目前的情势来说，如下几方面显得尤其重要。

    首先就是外交战线的建设。大外交需要一个强势外交战线。在国际政治中，尽管外交很重要，但很多问题往往并非外交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这些问题经常远远超出职业外交家的领域和能力，需要政治家并且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人物来搞外交。这方面中国还不到位。

    与之相关的是外交资源的整合问题。中国各方面的外交资源都在增加，但没有整合机制。比如说外交、商务和国家安全部门之间没有有效的协调。本来应当是国家利益优于部门利益，但因为协调机制的缺失，结果就是部门利益优于国家利益。稀土的出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没有协调管理，不仅导致国家战略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为严重的是，自己的资源，但话语权好像在他国手中。这和中国进口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情形形成了多么大的对比！

    大国大外交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外交是考量一个社会是否理性的最好案例。很显然，中国社会的一些人仍然缺乏理性。一旦某一个事件发生，一些人就会喜怒哀乐，无穷发泄。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仍然缺乏理性民族主义，但有太多的义和团主义，动不动就要打打杀杀。这里就要反思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非常重要，它意在培养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和国家利益感。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着严重缺陷，它激发出了人们对国家的热情和激情，但并没有促使人们对国家利益和追求国家利益的方法进行理性思考。民族主义的确崛起了，但理性还是缺失。民族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把国家利益最大化，但仍然处于一种情绪化层面的中国民族主义，往往使得国家很难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一些场合反而是国家利益的最小化。随着社会的开放，中国社会对外交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反思教育和理性精神的培养，越来越成为中国大外交的一个社会条件。

当地时间9月2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纽约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那么，公共外交呢？公共外交在中国似乎变得越来越重要。的确，中国外交如果仅仅靠领导人或者职业外交家，很难全面 “走出去”，公共外交可以成为 “大外交”格局的一部分。公共外交的设想很不错，但在实施过程中有太多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为了公共外交，倒不如说是各方为了分割一块巨大的经济利益。无论是媒体还是教育机构，公共外交的设计很差，野心过大，能力不足。

    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从对外关系到国际关系的转型。对外关系只考虑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关系，而国际关系则必须把自身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架构内来考虑自己的利益。任何一个大国如果希望有大外交，那么就必须超越对外关系，具有国际关系观。

    中国要有大外交，也必须培养自身的国际责任观。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不仅要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要对整个世界体系负责。中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界定和培养中国的国际关系观。在中国具有国际观之前，很难有大外交格局的出现。

    和国际观紧密相关的，是建设自己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这方面，中国军事现代化需要加速。中国内部的发展需要外部的资源，而同时中国的经济利益也在加快“走出去”。在最低程度上，中国必须具有保护海外利益进入中国和中国利益“走出去”的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并且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表明，中国对维持现有世界秩序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需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没有军事现代化，中国会继续目前的（如美国人所说的）“搭便车”的局面，不仅保护不了自己的利益，更不用说承担国际秩序维护的责任了。

    从精神层面来说，大国外交最为关键的是确立自信。大国没有自信，就不会有大外交。自信精神是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如果不能在（至少）这里所讨论的各方面有进步，那么自信精神的形成会是—个漫长的过程。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GAN  JADE